罗峰 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不断深入，并取得阶段性成果，湖北省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也在全省全面铺开，农村的改革大势已经俨然成为了广袤土地上的一股洪流。湖北省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正是在农村社会激烈转型、农村改革全面推进的这种大背景下拉开了帷幕。
作者简介：罗峰，男，讲师，博士，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地分流背景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为：11CSH01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11RW015）。
一、
Z市B村位于上百里洲，辖6个村民小组，664户，人口2685人，劳力1920人，计税面积3665.27亩，2004年人均纯收入1890元。本村村委会选举工作自9月21日进入准备阶段始，按照相关程序有条不紊的进行。
该村五组共有109户，389位村民。2005年10月18号是本村推选村民代表的日子。推举村民代表以小组为单位，按分配名额采取等额秘密写票、公开唱票、得票多者当选的方式产生新一届村民代表。带着对农村选举的好奇与莫名的期盼，等待着选举会议的开始。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来至五组会场。所谓会场，其实就是一条穿村公路、一张简陋的桌子和吵吵嚷嚷、人头攒动的人群。站在桌后的是一个中等个儿胖乎乎的中年男子，他脚穿拖鞋，浅蓝色内衣外套着脏兮兮的深青色西服。据介绍，这就是五组组长刘三（化名）。
此时，一个六十岁左右的老汉手持两张已经撕破的信纸（借条）向刘三讨债。
刘说：这个是跟我哥借的，谁跟你借的你跟谁要！为什么跟我要？
老汉：可你哥出去打工了！
刘三：那也别跟我要！
老汉又拿出另一张，满红耳赤地说：这张可是你签的字，是你借的钱，为什么还不还？
刘三：我现在没钱！
老汉：什么当官的，当官就了不起了？
刘三：就了不起！怎么着？
……
说着就吵骂了起来。老汉被镇驻村干部拉到一边，之后老汉愤愤地离开。
老汉刚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C上前对刘三说：别人的税费都退了，为什么我们组的还没退？怎么当的官？当官就了不起了？
刘三不屑地说：我能当上，有些人想当还当不上呢！
C：有些人当上官，可什么也不懂，素质太差！
其妻也上前助阵。
吵闹声余音未落，另一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上前对刘三吵骂起来，起先还谈及税费与当官的问题，后来纯粹是人身攻击式的大骂，言辞不堪入耳，最后逐渐向前凑，脸对脸对骂，若不是乡镇干部拉架，肯定是一场恶战。紧张的气氛令人心惊胆战，心想：这下应该平息了吧！还没完全从刚才的吵闹声中回过神来，刚才还在一边打毛衣的三十岁左右、烫着卷发、穿着入时的妇女也上前吵闹，大抵是关于本组的收费问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在乡镇干部的协调下，事态才逐渐趋于平静。随着刘三一声“开会了！”推选村民代表的会议才真正开始。
事件的整个过程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群众攻击的共同目标是村民小组组长刘三；第二，群众一直在旁边观战，只有乡镇干部劝架；第三，村民言辞激烈，刘三也是反唇相讥，互不相让；第四，村民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官”与税费的问题。
应当说，税改前后的土地纠纷及派生的税费纠纷层出不穷，归根结底就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得不到根本保证，湖北省因此率先进行了完善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工作，旨在保障农民长期的土地承包权利。这一系列改革都是在转型期社会，政府针对农村的实际问题采取的主动应对措施，对重塑基层政权、保护农民权益并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和谐新农村具有重要的意义。
立足现实而不是立足于已有的理论模式已经逐步成为学界的一个基本立场。面对选举情景，很多研究者会产生“中国民主何以进程缓慢”的困顿。在上述事件中，推举村民代表的会场成为群情激愤的发泄场所，而不是讨论问题如何解决，人身攻击式的污言秽语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这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农村选举对农民意味着什么？在村民的心目中，组长也是一个“官”，而做“官”就要为民做主，否则就应该被唾弃。据本组村民介绍，刘三的“劣迹”可概括为两点：第一，本身素质太差。一是文化水平低，小学没毕业，基本的法规政策都不懂；二是道德水平低，从刚才的污言秽语中可见一斑。第二，乱收费，有贪污行为。上次组里要统一安装电表和电表盒，每户收了200元，而安装一块电表只要135元，并且最后安装时，还是四五户合用一个电表盒，村民认为剩下的钱都被刘三贪污了，到现在也不退还。
可为什么刘三上届是村委会成员、本届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本组组长呢？当推选村民代表的结果出来之后，更是令人不解：刘三得31票，以本组第二名的身份当选本届村民代表。既然是众矢之的，又何以连续当选？当问及其他村民时，其解释是：第一，在选举前，刘三到处说好话拉选票。第二，亲戚朋友的支持，兄弟三个，家族势力较大。第三，利用职务之便拉关系。比如税改前，与刘三关系好的人，在土地实有面积不变的前提下，少报地亩数，以便少缴税费。本组在程序上合法有效的村民代表选举并未让人释然，选举背后的玄机却发人深省。这令人不禁联想起杜赞奇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研究中所概括的“赢利型经纪”，这种现象的再现并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新时期新问题的集中表现。据乡镇干部与村民反映，“现在素质高的人不想当‘村官’，而素质差的人拼命想当‘村官’！”这又与三十年代有名望的乡绅退出乡村政权有惊人的相似，可是其背后的复杂原因却是迥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