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盛益 李文雨 王彬彬 朱佩伦 叶福莲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摘 要： 加快促进那些市民化意愿更强、市民化能力更高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快捷之路。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需以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为基础。本文基于1031个样本，通过logistic回归统计方法，分析了影响浙江省40岁以下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资本、城镇生活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对其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城市政府要想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致力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改善居住条件、增强对城镇的归属感、适度降低生活成本，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和承担能力。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 阳盛益（1974-）男，苗族，湖南邵阳人，管理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新型城镇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李文雨、王彬彬、朱佩伦、叶福莲系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
基金项目：2014年浙江省社科联重点课题（2014Z060），2015年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LY15G030035），2015年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5NDJC192YB）,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2015R406046），浙江省2015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kg2015112）。
一、研究现状与提出问题
2014年3月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正式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了政府、企业、个人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中的角色，其中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成本。企业要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加大职工技能培训投入，依法为农民工缴纳职工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费用。农民工则要积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职 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并按照规定承担相关费用。
对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界研究热点，研究主题已经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构成[1-2]、到具体成本的测算[3-4]，再到成本分担机制构建[5]，以及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6-7]。对于前三个主题，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其中柳博隽（2013）强调了要合理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强调政府要承担公共服务成本，企业要承担劳动保障成本，农民工个人要承担城市生活成本[8]。冯俏彬（2013）则认为建立健全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需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9]：一是妥善处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二是妥善处理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流出地、流入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三是创造条件，积极谋求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共同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当然，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分摊，需要各承担主体有相应的承担意愿和承担能力，即使财力最强的政府也并非易事。例如，余小英（2015）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总量大，承担了绝大部分成本的政府面临实际财政支出的制约，因此，要构建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多元成本分担主体协调并进的分担机制，要培养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自我分担的能力，重视激励与考核机制的建立。[10]
但是从市民化意愿的已有研究来看，不同研究的结果之间出入较大，例如姚植夫、薛建宏的统计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和加入城市户口意愿对依次为“不想=1”、“不太想=2”、“不确定=3”、“比较想=4”、“很想=5”共五个选项的选择均值为3.11和3.12，两项均值都不高。张丽艳、陈余婷（2012）对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调查发现只有34.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市民化意愿[11],而夏显力、张华（2011）对西北地区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调查统计表明愿意市民化的比例达到68.73%[12]。可见，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表达是有分歧的，单纯的询问农民工是否愿不愿意市民化，很难反映农民工的真实想法。在笔者看来，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意愿绝不等于农民工有意愿承担市民化的成本。与其分析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还不如探讨农民工是否愿意承担实现市民化所需承担的成本。如果进城农民工自身具有较强烈的意愿来分担一定的农民工市民化成本，那么他们会更多的内生动力将更多努力投入到为实现市民化的实际行动中去,而城市政府则可能更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农民工实施市民化政策，进而可以更稳步地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当前，文化水平更高、市民化意愿更为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进城农民工中的主力，2014年40岁以下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56.5%①，新生代农民工无疑更是市民化的主力。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认知、自身是否愿意分担其相应比例的成本将直接影响到合理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市民化的速度和质量。因此，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和分担能力的实证调查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选取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调查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从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资本、个体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角度探讨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因素，在此基础上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提出政策建议。
二、调查样本及其特征分析
课题组于2014年8月在浙江省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31份。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所在地包括了浙江省11个市，其中杭州、绍兴、宁波、嘉兴和温州为重点调查地区，在城镇的级别上由副省级城市到建制镇均有涵盖。调查样本的中男性的比例为63.9%，女性的比例为36.1%，这个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农民工检测报告很接近，后者的统计中男性占到67%。年龄以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占有效样本的84.7%，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6岁。但是在样本的筛选过程中，也保留了部分70年代末出生的农民工，他们与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较为相似，并没有本质的差别。未婚的比例占到总量的54.4%，已婚的比例为44.7%，其中有小孩的比例占总量的35.9%，离异的比例为0.7%。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整体学历水平相对较高，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占样本的34.1%，大专学历占到了样本的28.7%，大学及以上占到了7.6%。技能水平整体呈现出层次差异的特征，没有技能等级的占据了42.6%的比例；而达到技工级别的占57.4%，其中初级水平比例最大达到19.7% ；技能水平达到技师水准的仅占9.8%，所占整体比例比较小。被调查对象工作职务主要以一般工人和技术工人为主，累积百分比为64.1%。中层及以上领导占16.5%，7.6%的人群已经实现了自主创业，当上了老板。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占27%，在3000—5000区间的占36.4%，5000元以上占36.6%，月收入均值处于4000-5000元之间，可见在浙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收入与2014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48145元水平相当②。
调查样本中选择强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占样本的63.9%，选择弱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占36.1%。说明整体上来看，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认同通过支付一定的市民化成本来完成自身的市民化，拥有较强的市民化成本支付意愿。但是，仍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样本选择了弱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建立和完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进一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需要对这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认真的加以分析，并给予相应的帮助。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假设与模型
（二）研究假设
1.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假设
一般而言，只有具有市民化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才愿意支付一定的市民化成本，具有相对更强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所以，部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也可能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影响因素。
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学界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是，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并非一回事，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更多的指向经济方面的问题，具有市民化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一定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意愿与其市民化的意愿并不完全等同，影响因素也有一定的独特之处。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影响因素分为个体资本、城镇生活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和市民化意愿。其中，个体资本因素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层次、在城镇工作职务的高低。城市生活情况因素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的居住条件和每月收入结余情况。个体发展认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市民化意愿因素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转为务工所在地市民和否赞同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并作出如下假设：①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资本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生活情况本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③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认知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④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表1模型变量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变量 | 变量含义与测量 | 均值 | 标准差 | |
|
IC 个体 资本 |
IC1 学历层次 |
未上过小学-1；小学=2；初中=3；高中、中专或技校=4；大专=5；大学及以上=6 | 4.48 | 1.10 |
|
IC2 职务高低 |
一般工人或服务人员=1；技术工人=2；班组长=3；中层及以上领导=4,；老板=5 | 2.28 | 1.34 | |
|
CS 城镇 生活 情况 |
IS1 居住条件 |
工棚=1；单位宿舍=2；出租房=3；亲友家=4；自购房=5； | 3.02 | 1.098 |
| IS2月收入结余 | 收入与大于支出=1；收入稍多于支出=2；收入与支出差不多=3；收入稍小于支出=4；收入远不抵支出=5 | 2.43 | 0.99 | |
|
PD 个体发 展认知 |
PD1 自身身份 认知 |
城镇居民=1；农民=2；既非城镇居民又非农民=3； | 1.85 | 0.806 |
|
CW 市民 化意 愿 |
CW1 是否愿意转为务工所在地市民 | 非常想=1；有点想=2；一点不想=3； | 2.11 | 0.692 |
| CW2是否赞同建立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 赞成=1；不赞成=2 | 1.23 | 0.423 |
运用SPSS13.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得到对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与分担能力的影响因素的显著性系数。
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影响因素中，定义二分变量，对回答“强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赋值为1，对回答“弱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赋值为0，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描述7个变量对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强弱，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模型的原方程为：
Y是一个二分变量，Y=1表示具有强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Y=0表示具有弱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假设Y与自变量X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由式（1）变形可得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模型：
其中P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概率，自变量取值在0～1之间， m为自变量的个数，
代表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为自变量，
为截距，
为随机扰动项。四、模型结果及分析
（一）模型计算结果
运用SPSS13.0对样本数据进行logistic回归处理，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表3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
| 模型变量 | 模型1 | ||
| 系数 | Wald值 | Exp(B) | |
|
学历层次 身份归属 市民化意愿 对分担机制的态度 居住情况 工作职务 收入支出情况 |
0.834*** -0.364** -0.553*** -0.983*** 0.719** 0.314*** -0.564*** |
70.163 10.707 16.149 23.359 55.234 15.321 34.694 |
2.303 1.439 1.738 2.672 0.487 0.731 1.758 |
（二）模型结果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资本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影响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资本因素中，学历层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834，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表明学历层次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支付意愿越强，与研究假设一致。学历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通过支付一定的市民化成本最终完成自己的市民化。
在城镇工作职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314，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表明在城镇工作职务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影响显著，职务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越强，与研究假设一致。
2.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生活情况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影响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生活情况因素中，居住条件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719，且在5%的统计水平显著。表明居住条件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影响显著，与研究假设一致。
每月收入结余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0.564，且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与研究假设一致。表明每月收入结余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存在显著正向显著。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收入的结余越高，其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就相对更强。
3.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发展认知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影响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个体发展认知中，自身身份认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364，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自身身份认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存在显著的影响，认为身份属于城镇居民的新生代农民工较身份认知为农民等的新生代农民工拥有更强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与研究假设一致。
4.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成本的分担意愿的影响分析
是否愿意转为务工所在地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553，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将户口转到务工所在城镇的意愿越强，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就越强，与研究假设一致。是否赞同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显著性系数为-0.983，并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赞同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与研究假设一致。
五、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意愿的建议
（一）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政府和企业应注重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帮助个体确定职业倾向，减少择业的盲目性，完成择业。企业应强化对个体的岗前培训以及职业发展的规划，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注重自身和工作、城市的磨合。并且在磨合中提高自我素养，稳定确立自我的就业方向，从而确定职业发展规划目标。离职的新生代农民工应适应自身社会角色定位，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发挥社会服务职能，为离职的农民工提供一个舒适轻松的养老环境及氛围。
（二）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
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主要侧重外部主体的建设作用。政府一方面需要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逐步对新生代农民工获得廉租房或者经济适用房提供渠道。企业也要加强对职工宿舍的建设，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拥有一个更舒适的居住环境。
（三）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城镇的归属感，增加城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
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务工所在城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需要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务工所在城镇。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融入务工所在城镇，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缩小限制、同时完善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与政策来减少新生代农民工与务工所在城镇居民的差别；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和建立畅通新生代农民工与务工所在城镇居民的沟通渠道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更好的与城镇居民交流。
（四）适度的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成本
政府要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最低生活保障与补助的同时，引导第三方组织更好的利用社会资源实现对生活困难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帮助。企业要适度的通过实物奖励等激励机制，在激发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积极性同时，附带的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应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做到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并且群体之间可以通过“抱群消费”等模式，实现有组织的集体采购，从而获得相对的实惠，降低生活成本。
（五）促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加了解和赞同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需要政府在充分考虑农民工的利益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各主体的分担责任规范化，也就是明确政府、企业和农民工自身在市民化成本分担内容和分担比例。并通过对这种机制的宣传，使得农民工明确定位自身在市民化过程中应当负担的成本，也有利于农民工对企业和各级政府的监督，从而保障自身的权益。
注释:
①国家统计局：统计局发布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15-04-29/2015-08-30
②浙江省统计局：2014年浙江省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统计公报〔2015〕5号， http://www.zj.stats.gov.cn/tjgb/jmszgb/201506/t20150603_158414.html，2015-06-03/2015-10-10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J]. 改革, 2011,（5）:5-29
[2]申兵.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及其分担机制——以跨省农民工集中流入地区宁波市为案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2, 19（1）:86-92
[3]张国胜. 基于社会成本考虑的农民工市民化:一个转轨中发展大国的视角与政策选择[J].中国软科学, 2009,（4）:56-70
[4]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5]谌新民, 周文良.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及其政策涵义[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134-141
[6]王桂新, 陈冠春, 魏星.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以上海市为例[J]. 人口与发展, 2010, 16（2）:2-11
[7]姚植夫, 薛建宏.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学刊, 2014, 36（3）:107-112；
[8]柳博隽. 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J]. 浙江经济, 2012, (10):8-8
[9]冯俏彬. 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合理分担机制[J]. 中国财政2013,（13）:63-64
[10]余小英.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及政府角色研究[J]. 中国劳动, 2015,（6）:25-29
[11]张丽艳, 陈余婷.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僧三市的调查[J]. 西北人口, 2012, 33（4）:63-66
[12]夏显力, 张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 西北人口, 2011, 32（2）:43-46
